「观察」上海疫情防控中的社会自治能力

观察上海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在与深圳的比较中，我想到了一点，上海的社会自治能力显得相对薄弱。具体表现在哪里？从这三件事说起：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团购和“团长”；“最后100米”。
　　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
这轮疫情防控，深圳之所以表现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圳的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这里，有深圳这座年青城市的特殊原因。深圳居民的住房，大部分在商品房小区，另一部分在城中村。经过多轮改造，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正在趋同。在商品房小区和城中村，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另眼相看深圳抗疫》一文的作者说，“作为全国最早开展物业管理的城市，深圳市的物业管理已实现商务楼宇、居民小区和城中村全覆盖。对深圳人而言，无论你在哪里，都有一个物业公司能‘管’到你。”

物业公司对业主负责，直接对接业委会。我问了几位深圳的朋友，他们都说，在小区里，业委会是一个活跃的主体。

上海居民的住房，大部分是老公房（现在也是商品房，但与新建商品房有诸多不同），另一部分是商品房。在老公房小区，也有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由于历史的原因，老公房小区的物业费比较低，故物业公司大多是原来企事业单位的“三产”公司。由于居民结构的原因，这里的业主维权意识不强、自组织能力不够，业委会大多形同虚设。尽管上海较早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管理，但管理主体始终是作为政府末梢的居委会。这些年，上海居委会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常态化条件下，居委会行使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是社区管理的另一个基本主体，加强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很重要的。
　　团购和“团长”
民以食为天。在上海、深圳和吉林的这轮疫情防控中，居民生活物资，尤其是米油、肉蛋和蔬菜的及时补充，成为一件头等大事。尤其在上海，封控时间较长，居民不同程度地出现“断供”现象。此时，除了政府的配送，居民自发的团购成为获得生活物资的主要来源。由此，“团长”应运而生。“团长”首先是志愿者，是文化程度较高、动手能力较强的志愿者。

深圳是志愿者之城，注册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据统计，今年3月15日以来，深圳注册志愿者连续5天增长1万人以上。上海之所以在一些老公房小区出现较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的生活困难和抱怨，和那里缺少“团长”，没有能力开展团购有着密切联系。志愿者是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有力佐证。

　　“最后100米”
“最后100米”靠谁来接力？主要靠物业公司的员工，靠志愿者。为什么上海最后100米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深圳就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答案就在上面已经说过的，两地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志愿者的些许差别上。

社会自治和市场自由、政治民主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三个支柱。我们已经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那么，一如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同时，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那样，在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同时，社会也应该在特定领域或时段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发生疫情或其他灾害时，社会自治的补充作用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自治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就是一个市民化的城市。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当学者拿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做比较时，会说到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上海比较市民化，或者说，上海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城市。这里的市民化不完全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思。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即他们获得城市户籍和相关福利保障。一般意义的市民化，是指较少身份意识，较多平民意识；较少等级意识，较多平等意识。在市民化的社会，有着良性的官民互动：为官的专心为民，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为民的自求多福，尽量不去麻烦政府；民意能够顺畅地表达，官员也真心接受民众意见、关心各种民生。

在没有深圳，或深圳还不那么起眼的时候，我承认，上海是中国比较市民化的城市。但是，有了今天的深圳，我要说，它比上海更加市民化，而且是更加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上述三件事，以及在其中反映出来的差别说明，深圳比上海更加市民化。
市民化是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结果。上海是国内最早就提出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城市。疫情过后，我们要重新检视上海的“三化”，并向深圳学习，把这“三化”以及市民化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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