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 刘慧｜​上海人靠什么撑过这一个月？一位社会学学者对团购供应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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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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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靠什么撑过这一个月？一位社会学学者对团购供应的实证研究
　　熊万胜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刘　慧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上海这一波的抗疫斗争艰难曲折，如果从3月1日算起，迄今已经两个月，终于在4月29日首次实现全市社会面清零，但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次疫情迁延的时间很长，且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很大，各种次生风险也令人痛心。但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上海这次抗疫斗争可以给别的城市和未来的类似事件提供的最关键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奥密克戎的超强传播能力和上海的城市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是两个最主要的障碍。取胜的关键在于，如何吃透城市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阻断奥密克戎乃至后续新的升级版在城市社会系统中的传播渠道。
　　病毒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传人，一个是通过物传人。人们似乎更加重视人传人的可能，讨论如何控制人的流动；很少有人关注物传人的可能，忽视了疫情条件下物资供应体系的优化问题。本文的侧重点在于研究病毒通过物资供应渠道发生的传播，讨论复杂的城市社会系统中如何处理好保供和防疫之间的矛盾。笔者封控在家，不能做充分的调研，从小区来看问题，结果难免偏颇，但希望能贡献出局部的经验细节，帮助更有条件的人去理解全局和未来。
　　物资保供和疫情防控之间的矛盾
　　物资保供是防疫的前提条件，两者本来不应该有明显矛盾，但当病毒从物资供应链条高速渗透时，就激化了这种矛盾。就上海而言，因为城市的规模大，人口的异质性大，各种差异化的需求量比较大，保供的压力就非常大，很容易造成对病毒的防不胜防。相比于人传人来说，物传人要显得抽象一些，似乎“不会动的东西”比较安全。虽然说上海一开始就提出了人、物并防的思路，但很难让所有的人都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物传人应该不是造成这次疫情发生和迅速蔓延的主要渠道，但它有可能是造成这次上海疫情迁延过久的关键渠道。这个判断或对或错，应该提出来讨论，以作后事之师。
　　从政府有关部门的导向来看，在疫情一开始，当人们对于物传人的认识还很不够的时候，政府的宣传侧重于强调物传人的可能性；在疫情的后期，当广大居民对于物传人都比较警惕之后，主流媒体加强了关于物传人事件的辟谣。这种导向的变化可以从“上观新闻”发布的信息中看得很清楚。上观新闻网发布信息要求居民注意防范购物过程中的接触传播的日期有4月1日；4月3日；4月5日两次提醒；4月6日；4月6日还视频采访专家介绍接触传播的原理；4月9日视频采访专家谈人与物都要防；4月11日；4月14日市卫健委干部谈封控已久的小区为何出现阳性，提到物资流通环节。为小哥或物流环节辟谣的日期有：4月5日辟谣小哥大面积阳性；4月11日辟谣小哥找人代做核酸；4月17日，辟谣多名小哥阳性；4月19日再辟谣多名小哥阳性。但是，从没有否定过接触传播的可能性。从这种宣传口径的变化可以体会到政府的难处：既要防疫，又要保供，还要防止舆情失控。
　　从小区居民的角度来看问题，物传人带来的威胁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它既可能是造成一些小区发生感染的起因，更可能是导致阳性感染者难以清零的主要原因。造成小区内部疫情传播的主要渠道有三个：货物、大白、家人或邻居。货物会通过三种人来递送，一种是递送个人散购物资的快递员，一种是运送团购物资的送货人，另一种是家门口商家的店主。“大白”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防疫工作人员。另一种是基层干部或志愿者。货物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人接触被感染的货物造成了接触传播，大白们的主要传播机制是核酸检测时人的呼吸污染了空气，或者是被感染的基层干部或志愿者造成了人传人。
　　在这次疫情中，很多的小区、乡镇或学校，在经过十多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封闭之后，突然爆出了阳性感染者，很显然，这种感染是从外面来的。而居民所能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病毒载体都和货物或者大白们有关。相比较而言，大白们的防范要专业细致得多，而各种送货员的自我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要弱得多。在各种送货人当中，快递小哥的工作方式是流动和聚集交替的，客观上更容易引发感染和传播。随着政府的深入宣传和居民自己的理解，居民对物传人的防范意识不断提升。各个小区都加强了对货物的消杀。政府也给小区物业提供抗原检测工具，每一位来送东西的送货人都被要求先做抗原，然后才能放下要送的东西。
　　如果物传人的渠道真的很重要，那么，物资供应模式更加依赖市场化渠道的地区，其感染比率就可能更高一些。理想状态下，应该计算全市所有小区购买的货物量与感染比率之间的关系，乃至以小区为单位更加科学地寻找影响各小区感染比率的各种变量，这却不是笔者能够做到的。但我们可以计算全市各个地区的居民购买需求强度与感染比率之间的相关性。这里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外来人口占比和老龄化率作为主要的指标来计算这种需求强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了购买力，而且，收入越高，其需求的差异性就越大，通过快递散购的需求越大；人口密度决定了单位面积上的消费者的数量；外来人口相比于有完整家庭的本地居民来说，会更加依靠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基本生活需求；而老年人的购买需求会比较低。结果如下：

　　注：单位面积上的购买需求强度=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外来人口占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10000
　　感染比率=4月27日每万人中确诊和无感染者人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很高，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只有浦东是一个例外，这和浦东的内部差异过大有关。如果单位面积上的购买需求强度比较大，这首先是因为单位面积上有更多的人，然后是由于这些人的客观购买能力比较强，或者是主观的购买愿望比较强。城市社会系统越是发达，人口密度就越高，单位面积上需要输入的物资就越多。城市社会系统越是发达，人均购买力就越高，同样数量的人能够购买的物资量就越大。同时，城市社会系统越是发达，居民之间的异质性越高，其居民的需求就越是不能通过政府的供应或者大规模的团购得到满足，必须更加依靠小众的市场化渠道，尤其是依靠自由的散购或小规模的团购，导致了更加频繁的购买，也导致了小区内外更多的接触。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研究并不能证明物传人比人传人更重要。人和物互为媒介，物传人和人传人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过，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封控条件下物作为病毒传播媒介的特殊重要性。如果我们单独计算人口密度和感染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难道足不出户没有大幅度降低直接人际交往的频率？在直接人际交往频率大幅下降之后，人口密度是如何影响了感染比率的？有人会怀疑居民的素质，认为足不出户执行不严格导致了阳性难以清零。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物资需求的刚性，更高的人口密度导致更多的物资需求。我们可以把人封控在家，将直接的人际交往减少到接近于零，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将物资需求减少到接近于零，因为人必须吃喝拉撒，有经济能力的人还要在封控条件下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封控造成了一种类似于实验室的情境，它让我们直观地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当直接的人际交往被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物资交换的频率和直接人际交往的频率脱钩了。这个时候，物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媒介意义就凸显了。

　　上海小区居民的物资供应模式及其对市场化供应的依赖
　　在封控期间，居民的食品和必需品的供应成了关键问题，这些必需品的供应渠道主要有五种：街面店铺、快递散购、社区团购、政府组织销售和政府免费发放。笔者访谈了武汉、西安和深圳三个城市的曾经有过封控经验的朋友，了解了当时小区居民的物资供应渠道。三位访谈者都曾积极地参与过物资供应环节，对情况比较熟悉，但他们也主要熟悉自己身边的情况，不能把握市内的区域差异。下表中是根据访谈结果列出的不同城市封控区内特定小区居民的供应渠道。我们会看到各个城市之间的物资供应模式的不断改进，上海部分借鉴了深圳的经验，现在，北京也在学习上海在后期形成的防疫策略。

　　武汉市是新冠疫情中的第一次全面封城，为全国趟了路。武汉一开始也保留过市场化的供应渠道，在发现物资供应链条同时也是病毒传播渠道之后，采取了完全依靠政府的供应模式，一度彻底放弃了市场化渠道。
　　西安市从一开始就彻底阻断了市场化通道，禁止了快递散购和团购，这是对武汉经验的复制。这给封控区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那些家庭功能不强或不完整的人群，比如外来人员、独居的年轻人，尤其是和子女分开的老年人。笔者了解的小区在封控了10天以后，政府免费发了一次菜，此后采取了放开团购的做法。政府对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由商家或者厂家直接送货到小区。同时，也组织大超市到小区内部设点摆摊，供应必需品。这就探索了适度开放物流和严格管控人流之间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深圳的封控时间很短，它一开始采取的就是将物资的市场化供应和对人员的封控相结合起来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团长”团购，也可以通过快递散购，有一些社区内的商店依然是开放的。在封控区一度也给居民免费发过菜。
　　和深圳一样，上海也努力将物流的市场化供应和人流的严格管控结合起来，尤其是始终允许散购和团购这两点上。同时，上海希望将物资供应保障的更加充分些，所以，采取了市场化供应和政府组织保供两条腿走路的做法，保留了类似武汉和西安的政府保供的做法。在政府保供方面，有两点是有上海特点的：一个特点是超市的供应和团购的结合，政府组织超市供应必需品也有类似西安的大超市在小区或附近摆摊的做法，也有街面超市接受社区团购的做法。奉贤区在政府组织保供方面下了大功夫，该区按照小区建立超市供应点，名为“满天星”，在封控半个月之后建立了443个“满天星”，覆盖了所有的小区。另一个特点是政府发菜的量比较大（在质量和数量上有区域差异），而且是采取全域静态管理之后很快就发了菜。笔者所在的闵行区的小区是在3月31日第一次发菜，然后4月1日我们小区封控。从4月12日开始，全市都开通了街面上的国营超市和社区的对接供货。应该说，对于居住在正规小区里且家庭功能比较强的群体来说，物资供应上的困难很小。
　　以上，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居民物资供应模式的演进，每一个城市都学习了前一个城市的成功经验，而且逐步地增加了市场化供应的成分。也就逐渐地给病毒从物流的传播开通了渠道。在3月28日浦东封控之前，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依然是可以运转的，从批发市场发现了阳性之后，蔬菜批发市场就关闭了，然后陆续关闭了社区菜市场。笔者所在小区的菜市场是在3月31日关闭的。但是，上海始终没有严格关闭各种散购和团购。一度关闭了一些大型的外卖平台，很快又逐渐复工。下表整理了上海市商务部门发布的市场化渠道的有关数据。

　　西安和深圳吸收市场化供应模式的前提是它们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比上海早得多，疫情严重程度也比上海低得多。西安新增感染者最高峰是一天确诊172例，实际上西安迄至2022年4月28日累积确诊数是2333例。深圳新增感染者最高峰是一天75例，至4月28日累积确诊数是1384例。等到上海也来采取市场化的供应措施，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可以理解，不能禁止快递或团购也是上海市城市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体现，尤其是需要通过快递来满足人们差异化的需求。城市社会越是发达，差异化的需求就越多，很多家庭功能不完整的人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人非常依赖这种个性化的购买渠道。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临时流动人口需要通过快递来解决一日三餐，他们可能是来求医的、办事的、旅游的，等等。此外，还有20万左右的外籍人口，也很难用体制内的方式保障他们的供应。
　　随着市场化供应渠道开得越来越大，管理上的漏洞就会发生出来。5月2日的澎湃新闻网发布了这样的消息：“上海公安查获‘黑骑手’591人，已对330人做出行拘等处罚”。其中有一个数据是闵行警方检查了5872人，对其中36名“黑骑手”进行了处罚，发现的“黑骑手”在被检查人数中占比千分之六点二。可见，要维持保供和防疫之间的平衡非常困难，但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2500万人的基本需求。

　　一个小区的物资购买案例
　　一旦大家认识到快递或团购的危险，而且又不可能禁止快递或团购，小区居民能否团结起来约束自己的购买行为就成了一个要点。但是，就如同全市层面一样，保供和防疫之间的两难在小区内部也很突出，而且很生动。
　　笔者要介绍的这个小区位于闵行区中部，房价平均5万左右，档次属于中等。规模不大，259套房，其中出租47户，占比18%；防控期实际居住人口678人。居委会管辖两个小区，另外一个有700多户。小区房屋建立于1998年，算得上是一个老旧商品房小区，但由于靠近近郊的工业区，居住了很多上班族，居民的老龄化程度还不高。小区有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党支部，党支部有党员24名。小区有一个业主大群，在封控期间群成员从169人迅速上升成350人，然后保持稳定。应该说能够使用微信的实际居住的家长或负责买菜的家庭成员都在群中，形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社区场域。小区有两类志愿者，可以称为是居委会志愿者与团购志愿者。其中居委会志愿者有43人。这43人中有区里和市里确定的11名党员和干部，也是小区居民，他们主要是为居民配药。其他的志愿者以小区党支部、业委会和楼组长为主，是小区居委会的“常备军”，年龄偏大，在防疫期间实行轮班。团购志愿者指的是组织团购的团长和做服务的志愿者，完全是居民自发形成的，前后共有20多名，人员不固定。这两个志愿者名单有交集，但交集很小。由于小区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并不高，所以，志愿者力量十分充足，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参与的志愿者人数占小区居民的比例达到了十分之一左右。以至于有一些到居委会报到的党员，居委会用不着，有的党员就会主动出来帮助买菜，或者做了草根团长。
　　小区经历过两次封控，一次是3月16日到3月23日，这次相当于后来的管控区，居民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第二次封控从4月1日开始至今，其中4月20日调整成管控区，4月26日调整成防范区，成为防范区之后，依然采取提级管理措施。小区的阳性感染者出现在4月1日、4月7日、4月9日和4月14日。
　　小区的物资供应渠道主要有五类：快递散购、在远处市场上的线上团购（简称市场团购）、家门口商家的团购（简称家门口团购）、政府组织的销售和政府免费发放。在足不出户的封控阶段，散购的物品由物业保安送到楼下，居民下楼来取，在值班的居委会志愿者有时也会顺带带给邻居。散购的居民会在大群里@物业经理，请他送菜，所以在大群里可以统计到每天的散购到货次数。市场团购会建立自己的群，物品到达后由团长组织本团中的志愿者送到楼下，居民来取。家门团购有固定的志愿者，同时，居委会的志愿者也会帮助发放。政府组织的销售出现在第一阶段的封控期，后来全市封控之后就没有了，这是居民自己到门口去买。政府免费发放是由居委会的志愿者来完成的。核酸检测时的服务工作也是由居委会的志愿者来完成的。
　　下图中列出了每一天的散购和团购的频次。其中的柱体代表的是每天的团购的频次（包括市场团购和政府组织的卖菜），曲线是每日散购到货次数。3月23日到4月1日没有封控，就没有市场团购，只有政府组织的一次到小区门口卖菜。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区居民是如何平衡防疫与保供的。小区居民希望既能保障基本供应和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同时又希望减少和外界的接触。在第二阶段的封控开始之后（4月1日以后），随着储备的物品和政府发放物品的消耗增加，购买的需求逐渐上升，散购和团购越来越频繁。
　　由于小区规模小，团购发育的比较慢，直到4月7日，小区大群里才出现了“团长”一词。一开始，居民依赖散购的习惯还比较顽强。在封控之后的初期，我们看到散购的次数迅速增加，在4月16日达到了最高，一天41批。随着小区阳性感染者的增加，居民的防范意识越来越强，也有居民反复多次在群里提倡“非必要不购买”，这类劝导信息累积会超过100条，每一次倡导之后就有不少人附议。我们可以看到，在2日、8日、10日和15日后都有一个散购次数的下降轨迹，因为1日、7日、9日和14日是做核酸检测的日期，这几次的检测发现了阳性感染者，由于线上购物可能会在隔天才能到货，所以在检测之后隔一天就出现了散购到货次数的下降。但是，忍不了两天，购买行动还是会增加。一直到了14日这次检测再次发现了阳性之后，大家对于购买会带来感染的认知才普遍地建立起来，人们控制散购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最高峰。导致散购次数大幅度和持续地下降，到4月19日下降到只有16次。此后，随着封控区调整成管控区，居民可以自行到门口取物品，在大群里就不再有快递到达的记录，保安也没有做登记。可以推断的是，散购一定会重新发展起来，再次发生阳性的可能性也会重新增加起来（4月28和29日，在清零多日之后，同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小区再次出现两例阳性）。在散购减少之后，团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其中的替代关系，从频次上还不容易看得清楚，但从团购的参与者数量来看，就会看到团购的规模确实不小。尤其是4月15日才出现的家门口团购，动辄是上百户居民都参加进来。居民除了参加本小区的团购，也会参加别的小区的团购，大大增加了所购物品的多样性。
　　团购发展起来之后，对于什么叫做“非必要的团购”的讨论也增加起来。4月14日的阳性感染者的出现对于小区居民的心理有很大影响，在这一天再次发生了关于非必要不购买的讨论。在这天的讨论中，产生了一位帮助大家组织家门口团购的“队长”。队长和团长的区别在于，队长以购买必需品为主，只在家门口街道上的商店里团购，希望避免接触快递小哥。一开始队长仅仅团购家门口街上的华联超市的商品，后来扩展到可以团购街上的其他小超市的百货。家门口团购有一个工作班子：队长是联络居委会和商家的，并且组织在货物运到后的接收；专门有一个志愿者帮助登记居民的信息，她也被居民称为团长，她的工作量很大，她也有自己的协作者，比如帮助给每一袋货物的袋子上写上门牌号，在小区门口摆放好；然后有十几个志愿者轮班来帮助运送和发放物资，在调整成管控区之后，这个志愿者队伍就解散了。
　　下图中展示的是历次团购和政府发放物资的品种。其中圆点代表市场团购，五角星代表政府发放物资，花朵代表家门口团购。其中，并非一个标记就代表一次购买，一次购买中可以有多种物品。有时一天会到货两个团的同类物品。

　　从上图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发放的物资是基本保障类的，如粮油、蔬菜、调味料和卷纸。家门口团购一开始也是这一性质的，在20日转成了管控区之后，增加了加工食品、水果饮料和日用百货的采购。而外部市场团购对于水果、饮料和面包等加工食品的供应更为积极。这样看来，不同的供应渠道在品种和人力上都出现了分化和相互搭配。团队之间也有很好的配合，在发放物资的时候，由于家门口团购的量很大，所以，各路志愿者都会主动参与进来一起发放。很快，队长团长就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工作群。由于很快就转成了管控区，不再需要志愿者帮助发放，这个群也就没有发挥大的作用。但它的出现代表了小区自组织机制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值得特别点出的是，在第二次封控之后，虽然有居民发起要购买水产品，但在大家评议之后，这次团购行动就失败了。有居民提醒，水产品传播病毒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其他物品。并且举例说，武汉疫情可能就是从进口冷链的水产品中开始的。这也是小区居民通过自组织的能力来平衡保供和防疫之间的矛盾关系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实际上居委会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其一，组团要经过居委会批准，居委会本身也会对非必要的团购进行限制。虽然到了后来，基本是放开了。其二，居委会批准成立了家门口团购的队伍，并且帮助联系了街上的国营超市。如果没有居委会的联络，街上的国营超市也很难确认来联络的人的身份，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了私利还是为了公益，会不会引发问题。居委会还为家门口团购的队伍提供防护品。实际上树立了在家门口团购的基本保障类物资的主渠道地位。居委会的志愿者也会积极地参与到家门口团购物资的发放过程中。其三，需要居委会协调物业管理部门和门卫，否则团购物资进不来。其四，居委会监督对所购物资的消杀工作。成功的小区保供需要居委会、居委会的志愿者、团长、居民之间的良好配合才能达成，否则就可能引发矛盾。一旦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保供和防疫之间的平衡关系就建立不起来，有的居委会从防疫工作或者其他目的出发，可能会限制购买，甚至引发了居民对于居委会工作的质疑。

　　进一步的建议：在街镇层面建设“营级战斗部”，打造平战结合的治理体系
　　以上讨论了在上海这个超级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发生的保供与防疫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上上下下是如何想办法来协调其中的矛盾的。以此为基础，我们已经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了：上海的抗疫斗争对于中国的城市治理以及未来可能的新的斗争可以带来什么启发？

　　笔者想要提出的核心看法是，我们应该切实从功能完善的角度来完善街镇层面的社区建设。在街镇层面进行社区建设本来是上海的传统，后来逐步地将社区单元下沉到居委会，然而，居委会其实没有形成社区基本单元的能力，这里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社区社会系统，比如，很明显，居委会指挥不了菜市场，也指挥不了幼儿园，更指挥不了社区卫生中心。没有菜市场和幼儿园，就没有社区。遑论对于老人来说非常关键的医疗机构等。在2015年的上海市委1+6文件中努力提升街镇层面的统筹能力，但是，从这次疫情来看，远远没有到位。在目前的俄乌战争中，最基本的战斗单位设定在营级，在这个单位上配备有多个兵种，有专属的后勤保障能力，有相对独立的指挥系统和行动能力。设想一下，如果将来再次发生重大的危机情境，本来作为后方的社区再次成为作战的前线，我们的社区能否做出有效的反应？如果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平战结合”的治理体系，就应该将街镇发展成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营级战斗部”。
　　可能有读者感觉到，笔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街镇层面的社区功能来得有点突兀，其实不然。以上的故事中始终在思考：小区居民能否减少对于远方市场的依赖，将对远方生产商或大型供应商的直接联系转变成间接联系。在传统社会，居民的物资只能从近处获得，所以，物资供应渠道如果不安全，多层次供应链上的各类人员首先就会感知到，他们就是防线。但在互联网时代，快递的兴起使得小区居民可以直接对接大供应商甚至远方的生产商，远方的风险直接传递到社区和家庭中。在上面讲述的故事中，我们会看到，小区的物资供应逐渐地从依赖远方的供应者转向了依靠家门口的商家，到现在，小区的必需品大部分都来自家门口的商家。这些商家的店主的行为特征与小哥们不同，他们常住在小区附近的街上，往往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年龄比较大，本身就会很在意防护自己。这些商家本身就帮助我们隔离开了物流环节中的传播风险。看上去笔者是在强调一种很微细的差别，但对于奥密克戎来说，这种差别可能并不微细。
　　更重要的是，供应链的结构与行政体系的结构具有同构性，一种缺乏区域分层的过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会对应到缺乏基层自主性的治理结构。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居委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街道办事处们似乎成了隐形的。笔者作为一个掌握信息不全面的研究者，感觉街道干部主要在做上传下达，主要是在政府体系内部勤恳地“自转”，并没有充分地走上街头去“公转”。抗疫斗争中的公转是保供、是防疫，是为群众的特殊需求排忧解难，保供主要靠市场（有钱的地区可以多发几次菜），防疫有全国支援的专业队伍，服务群众有居委会。
　　街道办事处的上传下达在战时肯定比平时更加繁重。但是，居民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尤其是各种困境群体的困难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照顾，责任不明引发了次生灾害。这就需要强化属地化责任来得到处理。能够承担这种属地化责任的肯定不是居委会，而是街道办事处。如果能够强化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防疫事务的统筹责任，各种次生灾害一定能大幅减少，负面的舆情也会明显减少。
　　郊区的有些镇就比较近似地发挥出了“营级战斗部”的作用，在这些镇里，镇的干部直接介入到保供和防疫的各个环节中。因为一个镇就是一个小城市，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镇政府也是一个完整的政府，它有能力调动区域内的所有治理主体，影响区域内大部分的经营主体和居民。而且在郊区，物资供应链条要比主城区要短的多，很多农产品是本地产的。所以，在镇这个层次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保供和防疫之间的统筹协调。相对而言，郊区的区政府也具有比主城区的区政府更强的统筹协调能力，因为在郊区新城是一城一个区政府，而在主城区是一城多个区政府。主城区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它的结构和能力就更加不完整。它不能指挥辖区内的医疗机构、市场机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等，这些结构都归区级甚至市级专业部门指挥。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治理体系在平时是有优点的，它规范、精细、高效。平时的上海人民的满意度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造假造出来的。但是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紧急状态，上海的治理体系就显得过于“平时”化了。
　　如果还会发生类似今天这样严重危机情境，究竟怎样才能将街镇尤其街道发挥出“营级战斗部”的作用呢？这种思考肯定是超常规的，笔者也不可能设想出很多的细节，仅仅是希望能打破常规思维，给人启发。第一，在防疫中要明确和划小行动单位，以街镇为单元实行封闭，同时也要在村居或者楼栋层面进行封闭。压实街镇层面的属地责任，同时，赋予足够的整合权力，赋予街道和镇更充分的战时统筹权力和资源调配权力。第二，做好条块结合，专业行动要统一，但区域的责任要属地化。市级和区级公路是畅通的，但到了街镇要封闭。物资供应采取“双层团购”的模式。居民主要向本街镇的商家团购，而商家向外部的供应商或生产商购买，这种购买很容易地也是团购，否则供应商不会送货。第三，有选择地允许街面店铺开放营业，为小区居民提供社区团购服务。对于滞留在旅馆里的流动人口，要以适当的方式允许他们购买物资和到社区医院就医等等，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困境群体的产生。第四，街镇全面负责到达本区域的商品的消杀，统筹做好经营户的防疫工作。发现有感染就将商家封控，在店隔离。如此等等。
　　就笔者所在的近郊地区而言，街区内部的“双重团购”的机制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存在着。街上的商家其实并没有完全停业，所以，小区居民依然可以和小部分商家建立线上联系，进行团购。这也是我们这些小区能够如此平静的一个小秘密。在市中心那些管理更加规范的地区，估计是很难有这种小秘密的。笔者相信，在远郊区的城镇中，这种情况就更加多见。也正是这些地方率先做到了社会面清零，比如金山、崇明和奉贤等区。对于商家的这种做法，如果按照固定的思路来看问题，会觉得他们是不应该的。但是，与其将他们满足群众需要的能力阻断，让群众去求助远方，或者空谈居民们应该节制，何不允许他们运营，并加强规范和搞好组织工作呢？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这三年来的抗疫斗争，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很有收获。一方面，全面提高了各个城市的应急作战能力，将中国的治理体系从强大的常规化惯性或惰性中拉出来，为应对其他更严重的危机情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到一种中国传统体制一直不善于做到的事情：当体制性防线被攻破之后该怎么办？如果在一个城市发生了大面积的迅速传播，或者在全国多地同时发生了大面积传播，导致地区之间难以相互支援，这就是体制性防线被攻破的表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此时最好能有整体的协调应对，但整体协调也一定要通过富有活力的基本行动单元来发挥效力。就防疫或类似斗争来说，今后我们应该努力将街镇或类似层次的地方政府建设成为强有力的“营级战斗部”，作为最基本的“应急战斗部”，从而将只能应付平时的治理体系，改造成平战结合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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