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票”在上海，疫期中记录下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观察。获得票兄许可，在此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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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写一点自己经历的和一些观察，确实还不成型，希望各位朋友多给出建设性改进意见，或者直接给提纲挈领一下，多谢！
魔都这次尚未过去的疫情，暴露了无数问题以及隐患。3月底和朋友交流的时候，朋友乐观的说上海这次没问题，肯定和武汉那次不一样；我比较悲观的说，估计最后都一样。 现在看来当时我还是乐观了，不但不一样，而且问题严重程度超出好多。
阴暗面的各路信息已经很多很多，本文不再涉及；只是想就几个实际的细节，具体印证一下现在社会面流行的观点：上海的问题是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
第一个案例：
时间是4月1日，上海刚推出鸳鸯锅封控措施不久，封控各区域居民足不出户，物资供应由所在社区统一分配保供企业。我所在小区被分配给了一家大型超市（简称A超市），开始运作几天后出现问题，该超市并未及时供应，小区里部分居民的物资出现第一次紧张状态。
经核实，发现问题：区委划分保供企业对口所辖街道的时候，由于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将我小区划给了A超市；实际上由于地理管辖并非豆腐块那么整齐，而是犬牙交错的地理形势；我小区距离B大型超市和C小型超市更近（都不足200米），A超市反倒距离我小区超过2公里；而且封控措施一开始，A超市和我小区之间有2道封控检查关口。
物资供应不足的时候，街道办致电A超市；对方回应说：
1.我们货源足够但是运力不足。没有足够的车，也没有足够的装运人员；这是事实，当时A超市绝大部分员工也都被封家里了。
2.不能送货到小区，请你们小区自行准备货车来拉；这其实是因为中间的两道关卡要各种手续，费时费力，到了小区还要卸货，费人。
无钱无权的街道办除了向上反映没有别的办法，而当时上海已经四处火起，上级都自顾不暇了。于是街道办转告居委会；居委会无奈，转而联系距离更近的B大型超市，B反应很快说物资马上送到；可惜运气不好：B超市确实也是人员不足，好几车物资只能由少数几个人板车拉过来，暂时堆放在小区门口；当天晴空烈日，运送来的物资里有一批肉类因为高温出现了少数腐坏。 小区居民收到后众怒，集体投诉B，给出N多差评； B超市态度不错，收回了肉类并全额退款，承担了全部经济损失。 只是从此之后，对我小区的物资供应开始很不积极，属于屡求不应、置之不理的状态。至于是不是真的不能供应，只有天知道，反正混乱时期，想找理由随手一大堆，其他小区巴不得B专注供应他们呢。
这次风波又耽误3-4天，小区里部分居民物资再次告急。居委会无奈，组织了志愿者团体群策群力。大家说不如联系C超市，但发现两个看起来棘手的问题：
1.C超市不在我小区的保供名单里，按理说无资格向我小区供应物资；
2.我们没有C超市的联系方式，这个很好玩，小区里无数人去过无数次，但不知道联系方式；送货电话没人接，微信号没人知道。
票太和我就在这个群里，于是建议先走通渠道1：紧急联系街道办，先帮助C超市取得保供资格的认可。街道办能联系到的负责人也都表示不知道上级是谁负责此事，多方询问无果。
同时我们开始尝试联系C超市，最后解决方式也很绕路，但不复杂：C超市隶属于国际大型超市集团，总部在欧洲；于是我们从欧洲官网获取中国区域物联系方式，再获取上海、再获取C门店具体负责人电话。 门店负责人表示：有货源，但没有运送货车；因为此时上海所有货车运送都需要有资格审批，C超市没拿到货车资格通行证。 我们电话里直接说：就150米，要啥货车？对方恍然大悟：对哦！我们可以用三轮车拉过来！
问及保供资格问题时，C门店负责人表示也不知道上级是谁负责此事，每天电话无数，只是不断接到通知。这也是真实的，平时不联系，根本不记得。我们建议将48小时内她自己接到的所有陌生电话清单全部截图出来发给我们，大约100多个号码；然后小区内志愿者简单一分配，大家分头去打，找到了一个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到电话后对方表示很诧异：“啊？C超市居然不在你们小区保供企业名单里？奇怪啊...好的！马上研究，尽快给你们答复！”当天晚上得到回复：C超市已经获批进入我小区保供名单。 这个步骤的有趣点，就在于负责人一听说都觉得诧异，然后没有任何阻力就审批通过了。只是信息不对称，而已。
当天到现在，物资供应问题解决，全小区居民富足谈不上，温饱没问题。一周后，C超市门店内某员工阳性，被取消保供资格；于是我们使用老方法搞定了D超市，套路一样不再赘述。到距今十天前上海物资供应大幅恢复，政府发放物资次数、数量、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小区居民的物资略处于丰盈状态。
这个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讨论的焦点最后都会落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利弊分析。 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物资统配统购，属于饿不死但是对质量不满意的状态，也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时代，任何计划遗漏的市场空白，都会被追逐利润的资本快速弥补。 而我们小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两个经济模式的结合点：平时市场经济运转良好，货源充足随时货比三家，小区居民买个鸡蛋也要分出零头和个数，一片欢乐祥和；一旦进入到灾难时期，人员物资的自由流动被暂时打断，市场经济突然休克，需要计划经济赶紧站出来填补空缺的时候，才发现长久不用的管道不仅是生锈，甚至于都严重堵塞或者废弃了。于是，一片大乱。
在此大乱之际，以基层人员本就不是很高的素质，需要迅速承担比原有职责大几十倍的工作压力，为数不多的人力资源还不断减员，出现各类差错就是大概率事件了，精神崩溃也是屡见不鲜，由此诞生的怨言牢骚甚至于各类电话录音、视频等等现象，其实都是必然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我所在小区物资供应不足，只是中间打通了几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没看到有任何人贪腐或者故意不作为，只看到了信息不对称，以及疲于奔命带来的各类工作滞后和巨细事务太多带来的抓不住重点。所以，我对基层各级工作人员没有怨言。
未必能说这件事在上海具有典型性，但感觉应该不在少数。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贪腐来归因的，换个角度表述，贪腐未必会带来效率低下问题，组织失灵就一定会。
第二个案例：
街道办下辖小区的组织机构是居委会，小区业主的联合组织叫业委会，小区里平常负责运营基本工作的叫物业（维护保养、清洁卫生、保安等）。 居委会管理物业，业委会可以罢免物业；（物业很可怜，两边都是婆婆，一直受夹板气） 我小区居民4000余人，居委会只有5人，物业20余人，业委会只代表居民向居委会、物业传递意见，没钱也没权，一封控都蹲家里出不来。 平日一切正常，三方互相发发牢骚也都是小事； 灾难时期忽然发现，居委会5人+物业20余人（他们中间也有确诊被隔离或拉走的）根本支撑不了4000多人的服务量。
接下来要谈的是我们居委会主任，一位大妈的事迹。 大妈平日给我小区居民的印象是：没印象， 因为极少和她打交道；大妈不住在本小区，疫情以来一直在物业办公室打地铺；但这次疫情以来，大家伙对她的印象可谓深刻了许多：
比如说，4月5-10日那几天，鸳鸯锅被废止后改成全域静止，但很多人按照上海市政府的通知只存了几天的菜；同时麦德龙等超市已经恢复线下营业，很多居民要求出小区购物，当时如持有单位介绍信或者小区出门条即可出小区。居委会主任有权力给小区居民开出门条，合理事由大约两个：1.治病；2.买药类或急需物资。这位大妈当时对出门条卡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一张都没有开出。 所有以治病为由的，都需要她亲自审核具体的病历；所有其他事由一律被断然拒绝。 大妈后来在小群里说到：我知道不彻底卡死，本小区就一定不能清零！ 假病历逃不过我的眼睛！上海这帮人做事方式，我不信他们不买物资就能饿死人！
后来知道：大妈当年是某知名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十九年前参加过sars的一线防控工作。 她确实能精准判断出外出就医的真实必要性，也敢于赌一把各家物资的真实储备情况不至于立刻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更勇于承担比政府更严格程度的封控所带来的风险。 她赌赢了，至今为止，本小区无一例因耽误就医导致的严重事故，也无一家饮食难以为继的惨烈事件（当然，邻居们也一直都在互助），目前已经从封控区连降两极变成防范区，在周围小区里算是优秀示范。
同时间段（4月4.5-10）那几天先后出现的，上海普陀麦德龙超市里人山人海的购物人群（购物出门条），浦东某条高架路的堵车现象（医疗出门条），其实多数都是无数小区不负责任的居委会主任滥开出门条的后果。
业委会很多成员在不少事情上对大妈是颇有微词的，比如小区居民自己集资一笔款项，准备用于消杀防疫物资的购买，或者单独聘请消杀队伍来小区消毒，大妈得知后立刻表态：所有款项的支出必须得到居委会的批准。屡次问及缘由，大妈都语焉不详，后来模糊表示：出了问题你们啥事没有，我可以是要吃官司的！ 还有其他不少事情，大妈也是先期否决也不回复，信息很不透明。 想加她微信绝不通过，联系她只能打电话，但电话经常占线，发短信也是24小时左右才回复，有些甚至就不回复。
所以对这位大妈，我们真不知道如何评价才好。
如果根本解决问题，我希望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1.居委会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权力，对于平时和战时状态，要清晰的划分出来；紧急授权的时候就一定要追加权力，并赋予一定的免责幅度。同理，绩效评估也必须将结果指标和过程指标划分到准确的比例，并给与清晰的上升通道和激励政策，避免成为养老岗位；
2.疫情常态化防控不能简单依靠居委会和街道办，基层组织的预备役计划要更完善，战时的核酸筛查、封控措施、物资供应和舆论监控四大方向，都要有成熟的征召计划和熟练的预案准备，每个岗位的素质要求和责权利都要形成具体预案，并事先多次演练。
上海具备以上素质的优秀人选，绝对是全国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只是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魔都，这一条渐渐被人淡忘了。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点点市场化的手段，去维持这样的一支预备役部队呢？只要有机制和演练程序即可，基层人员不必固定，但居委会作为小区该计划的最高领导者，要做到熟练级别。
第三个案例：志愿者
疫情一起，居委会、物业立刻四处火起捉襟见肘，不久后志愿者就迅速站出来承担起很多责任。作为其中一份子，想谈谈其中具体几件事情：
1.小区内做核酸，早期只通知一个时间段和一个集中地点，到时人山人海，相互传染几率大增：后来改成志愿者大白和医护在各楼栋中移动，到楼下喊每个单元下来做；结果居民们有的早有的晚，还有的迟迟不来；外地医护必须赶时间，因为全套防护服的防护时间有限（6-8小时），当天还要赶回外地，因此到点就不愿意等人。志愿者大白就需要每天催人下楼，挨个按门禁系统，不免语气焦急。亲眼目睹一次，A楼栋居民大部分做完后还有一家子下不来；B楼栋居民不耐烦等，就开始排队做；A楼栋那几个遗漏下来后，大大咧咧就插队到最前面，B楼栋排队的行列大怒就开始吵架；本地志愿者大白上前劝解，被两边一起骂个狗血喷头，我们只能劝开；两位被骂的大白眼泪汪汪，面罩里一片雾气。 转头吐槽几句后，赶紧去喊C楼栋的居民下楼。我很想拥抱他们一下，但不能，还要保持两米距离。
2.本小区居委会一位负责清洁的大妈，不算很有文化，平日做事情也不很爽利。疫情以来，不少家庭有买药需求，就集体托付给她带着清单去附近医院（处方药）或药房拿药（OTC）。这个过程里大妈是需要自己先垫付药费的，回来再凭单据在群里找居民们拿钱。大妈文化水平不高，对药名字也记得不是很牢靠，有一次按照某居民要求买回来某处方药，居民一看大怒：“这不是上海本地产的药怎么能吃啊？” 这是原话一字未改。其实是同一款药，只是产地不同，药效是不是有很大区别不知道，只知道医院是不给退钱的。 总价1000多元的药，大妈暗自饮泣，只能认倒霉。志愿者团体得知后，在小群里一起商议：我们凑钱给大妈补上吧，不能让大妈吃这个亏。这药留着看谁家以后需要，心血管类药物，封控期间救急难免用的上。
3.还是负责小区集体药品采购的这位大妈，虽然岁数略大但她会开车，以前开自己的私家小车去医院都装的满满当当还要跑2-3次才行。是的你没看错，单一个小区需要的药量就有这么大；药盒包装都比较空比较大，还有很多老人的护理垫什么的，积累起来不得了。后来小区某业主借了一辆商务车给她，每周跑一次就够了。志愿者群体发现大妈确实对药不太熟悉，于是有年轻人站出来说："大妈你不要跑医院药房了，我替你去吧..."。大妈果断拒绝：“医院和药房现在是最危险的地方，你们都有家有口的，我一个人在物业办公室打地铺，这么大年纪了还怕啥？" 年轻人再坚持的时候，大妈忽然蹦出来一句：“怎么说我也是个党员，这时候不上算什么？等我倒下了，你再来！” 今早下楼遇到这位大妈，脸上的笑容包括皱纹都比以前好看了很多。
4.本月上旬的时候，我小区一直封控无人出入，但仍不断有阳性冒出来。志愿者几个中坚商议一致认为：团购是最可能的传染途径。当时有小区集体组织的官团和部分居民自发组织的私团两种，快递员和物资本身都有可能携带病毒。这几个人一咬牙，决定本小区自行切断全部团购渠道。马上有居民跳出来大骂：你们志愿者团队有啥权利这么做？ 这时候居委会立刻发文，物业立刻行动起来堵住小区门口（官团交货地点）和花园栅栏处（私团交货处）。三方配合是有史以来最快... 有人在群里喊：“饿死了人怎么办？”志愿者某代表直接回答：“谁家快饿死了喊一声！我把我家冰箱里所有物资拿出来给他！”其他几个志愿者也纷纷效仿如此表态。居民们没了声音... 巧的是，2天后，所在区委直接发红头文件，断绝了所有团购，于是志愿者这次行动，算是有理有据了；随后几天本小区开始逐步清零，直至今日。官方断团购后不久，加强了外卖骑手的核统一酸检测，再次恢复了团购，目前一切正常。
5.本单元有两位老年居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团购抢菜的时候就会很吃力；单元里票太负责团菜团物资，于是建议大家每次团购接龙名单让这两位老人自动排列第一名，他们如果不要的话，大家再二次分掉或分给其他单元的人；群里立刻一致同意，于是每次接龙二老都能保证拿到物资；二老知道原由后，几次拿东西来感谢票太；票太一再说不要也无法拒绝，就换其他东西放他家门口，同时在语音里一步步的教他们如何团购抢东西。前几天大妈敲开门不走，满脸兴奋的对票太说：“哎呀我终于学会自己抢菜了啊！原以为老糊涂了现在发现脑子还蛮灵个真格好开心啊~~~”
6.本月初小区一位志愿者阳性了，一家五口集体去了方舱；8天后回来时很担心家里没物资，这几天怎么吃饭。到家后发现，门口堆满了各类物资，有米有面有油有菜有肉，足够他们一家吃好几天的......这都是他单元里邻居自发组织，背着他悄悄商议一家一份凑出来的，要知道他们全家返回小区之际，正是上海物资最缺乏的时候。
以上这些事，都是我自己经历或者目睹的。也因为这些小细节，我坚定的相信上海还是会恢复往日的光彩。
最后回到文章主题：市场经济时代，并不意味着就要一切向钱看，一切都是利益导向。 我们原来好的传统就是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也许该好好琢磨一下，这个原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宝，怎么在市场经济时代更好地得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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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兄的亲身经历是上海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非常珍贵。看到就忍不住征求同意，分享出来，也引起思索。
可能上海可能是有预案的，但预案看来不光不管用，执行也很不给力。不是光有预案就行的，还要演练。这像打仗一样，真的到战斗临头的时候，发一个老早制定的、现在已经脱离战场实际的作战计划，靠指挥官现场调整、发挥，这是很不可靠的。素质一般一点的指挥官都会晕菜。要求各级干部都是超人，都能在危难中超水平发挥，这是不现实的。
但有好的预案，在平时就操练过，指挥链上权责清楚，而且对可以想像得到的偏离有预计和准备，就会有条不紊得多。像A、B、C超市问题，在演练中就能发现和理顺。像居委大妈的问题，在权责理清中可以解决。志愿者也需要有所训练，而不是一拥而上。计划和演练还要根据新的现实和经验调整。
还有一点：社区群众资源。上海（和所有大城市）有很多社区里的人力资源，小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人有管理、供应链、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经验。封控后，大家都在家，但缺乏组织，缺乏授权，有力也使不上，干着急。票兄这里是好的，居民中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用上了，但不乏用不上的小区。
临时、自发的志愿者很重要，但在平时的预案里，或许就应该考虑。这像军队的预备役一样，预备役的战时召集和使用在平时就是动员计划里的一部分。小区的居委会或许应该经常更新区内专业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当然是对方同意参加的情况下），在平时就保持联系。作为紧急响应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也应该参加演练，同时应该得到适当的补偿，以资鼓励和赞赏。
这个要求很高，实施起来成本很高，但考虑到大型公卫事件的影响，这个成本可能是必须的。上海这次如果有正确的预案，正确地行动起来，上海和全国的损失都不会这么大，与前期的投入成本相比，肯定是值得的。
票兄说的对：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或者说是集中领导和市民自治之间的脱节。上海就在中间两头不靠的地方掉下去了。
中国崛起的秘诀是强大的领导，但强大的领导就像强势家长一样，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出不需要家长操心、可以自己发展的孩子。国家早就不在经济上事无巨细、从上到下地搞计划经济了，在社会管理上也一样。强大的领导最终是需要放手的。上海这次实验失败了，但大方向还是对的。一条路走不通，还有很多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走通过容易的路，但最后走通的，反而是坚实的路，谁都干扰不了。
防疫好比打仗，各级官员不能到时候拍脑袋、层层加码，而是应该以《防疫法》的形式具体规定权责权限，使得各种决策和行动既有法律保护，避免无聊质疑；又有追责机制，避免任意越权和懒政。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容许有灵活决策权，但也应该有事后N天内的自动审查机制，确认紧急权力的使用是正当的。任意的层层加码说到底是无限权限的问题，懒政也是权责不清的问题，都容易产生政策代替法律的问题，形成决策的任意性和民众的抱怨。官员和市民都需要法律保护。
城市越大，挑战也越大，责任也越大。动态清零是既定政策，但具体到如何明确当下目标和措施，还是很大的挑战。如何从上海教训吸取有用经验，是各级政府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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